专著出版后，我就立即着手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特别注意争取体制内的，尤其是分别从事社会主义研究和宪政研究、政治学研究的著名学者的认同，积极筹划创办《宪政社会主义论丛》。
周佑勇：《论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的区别》，《法商研究》1996年第5期。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认为，在前范式时期，一般有以下特征：许多不同的理论同时竞争，对于同一种现象却有多种解释。
[13]在概念分类当中核心内容就是分类标准。行政行为的这些分类，是对现实中存在的纷繁复杂、千姿百态的行政行为现象的解剖。研究行政行为的分类，既是深化行政行为理论研究的需要，也是行政法治实践的迫切需要。大多数涉及行政行为分类并没有说明为什么对行政行为要这样分类，这样的分类有什么好处，主要可以说明或解决什么问题等等，即背后都缺乏一个共同的分类基准，似乎是为分类而分类。这一方面说明了行政法学的研究还处于初级的起步阶段，注重形式主义与法条分析。
我国大陆学界对行政行为的研究，虽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但主要是从分类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缺乏从逻辑体系角度的研究，因此出现了现在分类视角庞杂，多达几十种之多，却没有各种类之间的关系的研究或者逻辑体系的研究，表现出明显的乱象，导致行政行为理论体系的紊乱。因而在满足实践需要的同时，也要为实践的发展提供理论上充分的广延度，成为一个开放性、包容性的概念。到文革期间，毛泽东的最高指示则成为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准则，其他掌握党和国家权力者的重要讲话，也具有了法律效力。
[1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627页。这就使得宪法中其他国家领导人都有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唯有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没有相应规定。因为1982年宪法中政治制度的设计是以1954年宪法为基础的，而按照刘少奇对1954年宪法草案中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说明，国家元首职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家主席结合起来行使，即我们的国家元首是集体国家元首。虽然邓小平在1979年会见外宾时也提出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的论断，[23]但显然，在他的思想中，与发展生产力相比，民主和法制是排在第二位的。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文革结束后的不短时间内，我们国家基本还是依靠党制定政策和领导人讲话来为社会确定行为标准的。
如果那时候我们瞻前顾后，战战兢兢，畏葸不前，错失了通过立宪推动改革的良机，很可能给国家带来大的悲剧。小平同志把稿子放在办公桌上整整考虑了两天，小平同志的意见，就写两条：一条是中央军委领导武装力量，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 刘松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为了设计新的制度，当时的讨论没有什么禁区，畅所欲言、言者无罪一时蔚成风气，联邦制、两院制、多党制甚至都成为讨论的话题。
《宪政词辩》，载《法学杂志》2008年第3期。如果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的国家领导体制就有与朝鲜或者古巴等少数国家相同或相似的可能。三十年来，虽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健全、完善和落实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更应当看到，这一制度所体现和奉行的人民主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问题。
设想一下，如果邓小平不以宽广的胸襟主动提出退休，那么，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央军委主席的任职实际是可以终身制的。这在宪法序言中的表述就是，今后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1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604页。而国家领导人中的核心，是最高领导人，最高领导人的任期是否受约束又是法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36]参见《王汉斌访谈录》，第62页。（四）建立起了一套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系 针对文革时期人权得不到任何保障的历史情况，1982年宪法确立了比较完善的公民基本权利体系，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而改革的最大基础来自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前几年，不少学者论述宪法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统率作用，也是从一个局部性和阶段性来考察的。说到底，国家的根本任务或者第一位的任务，就是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即实现物质的富强，而不是其他，也没有其他什么任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一）1982年宪法是在对社会主义尚没有完全认识清楚的情况下制定的 历史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制定一部什么样的宪法，前提条件就是，对该国走什么样的道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统治力量必须有清楚的认识并达成共同意志。
[35]参见《彭真传》相关档案。这种情形在中国宪法作用的发挥中也是十分明显的，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和刘少奇等领导人在1954年宪法制定后，就始终不渝地重视宪法作用的发挥，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肯定远非今天的情形了。
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国家和社会办事的准则基本是领导人的意志和党的政策。[8]长期以来，宪法类的教材和有关媒体将国家主席视为国家元首或者最高领导人，实际是不符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宪法体制的。
现在，有些公民的基本权利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或者还没有相应的立法，但这未必是宪法本身的原因是，重要的是，保障人权，以人为本，已经成为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的共识。[3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第848页。
但是，在设计中央军事委员会时就碰到了问题。[28]王汉斌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明邓小平在修宪中所起的这个作用：我参加了这次修宪工作，深切感到修宪中遇到的许多难题，都是在小平同志亲自指导下正确解决的。历史的经验也表明，一国的政权制度能否实行法治，不在于它是什么样的形式，而在于这个制度能否保证国家的权力掌握于人民手中，并服务于人民。[24]而邓小平发展生产力的根本思想以及宪法的规定，又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的纠正，并不说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已经有了全面、科学和成熟的认识。
由此可以发现，1982年宪法中那些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实际都是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加以酝酿和做出规定的。在1979年设立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组织，并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置了一府两院，在中央一级，则设立了国家主席和国家的中央军事委员会。
评价1982年宪法的作用应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持论公允，充分肯定它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但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发挥宪法作用的希望都寄托于宪法监督，认为没有宪法监督或者宪法监督不能有效运转，宪法就不能真正实施。
[7]项淳一：《论宪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重要作用》，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6期。一国宪法作用的发挥，除了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现实的社会基础之外，时常要取决于该国的政党、其他政治集团乃至政治领袖自身的诸多具体因素。
[25]这样一部宪法肯定不能也不应当反映社会主义宪法的共性。用邓小平的话说，只有进行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我们的事业才会有无限的希望。在胡乔木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长期间，曾经以十分开放的姿态组织讨论过两院制、联邦制等重大问题。[11]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18-21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6页而羁束行政行为与裁量行政行为、要式行政行为与非要式行政行为则会对行政诉讼的审查标准产生影响。
实践要求不同和研究方面不同，直接决定了采取不同的属性作为分类的标准，也必然会导致分类方式的差异。通常认为分类规则有三条：1.各子项应当互不相容。
由于行政行为范畴是一种原型范畴，某一类行政行为的全体成员往往并不共有一条为其他行政行为类的成员所无的分布特征，所以无法用几条特征之间的合取或析取关系来下严格定义，而只能下一种基于某类行政行为的优势分布的带有概率性的宽泛定义。分类最直接的作用在于保证相同的事物要做相同的处理。